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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党证

来源:晋中日报时间:2022-11-25 09:47:28

□ 刘彦庆

父亲的党证是一分为二的白布条,上方是党证二字,下方是刘建汉三字(一条存档,一条留存)。父亲把那条布条党证视若珍宝,几十年中几易其屋、几易单位都保护得妥妥贴贴严严实实,直到终老。

父亲于1938年2月5日入党,是左权县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他的入党介绍人是先期入党的本村人张炳文(解放后任北京军区装甲兵副参谋长)和八路军姓鲁的同志(时值抗日时期,称指导员,南方人)。说起入党宣誓的情景,父亲激动的心情总是难以言表。他说,那是一个晚上,屋外寒风呼号,屋内热情洋溢,在他的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里,伴随着煤油灯火苗的跳动,他的心也在剧烈地跳动。鲁同志领誓,他高举右拳立下了永远跟党走的终身誓言。从此,他的革命激情一发而不可收。

父亲叫刘建汉,1905年农历十月出身在中庄村一户农民家庭。由于贫穷,童年没有多少快乐,十六岁时,他的老父亲由于无力承担家庭重负,便把全家九口人的当家重担交给了他,因为他是长子。小小年纪,他过早地承受了不该承受之重,在繁重的耕作之外,打过短工,当过挑夫,砍过干柴,烧过木炭。如果说在西隘口村后正峧沟的原始森林里砍柴烧炭经历的只是风餐露宿、饥寒交迫之苦和野兽出没之险的话,那么,挑夫生涯更是千难万险。为了换取一些生活费用,他给当地的商户当运力,挑着扁担将乡间的农副土特产品,包括鸡蛋之类,送到县城,返程时将食盐、煤油、布匹等生活用品运回乡里,如无货可挑,便从途中的温城小煤窑装满煤炭,送给村里或镇上所需人家。从乡到城,80多里,海拔落差2000多米,中间无平坦大道可走,全是蜿蜒羊肠小道,飘忽在崇山峻岭之间,忽而穿越激流险滩,忽而又横亘在云雾之间,忽而荆棘拦阻,忽而怪石嶙峋当道,忽而头顶一线天,忽而脚下万丈渊,肩挑着希望,脚踩着血汗,这样的连续剧他演绎了近二十年。即使如此艰难,可为了生计,还是有人不断加入进来,在仅有七八十户人家的小山村,高峰时多达40余人,组成了一支可观的扁担队伍,在远近一度闻名遐迩,成为太行山上一道亮丽的风景,史称“中庄四十条扁担”,当时有“出了南门(指县城南门)看中庄,四十条扁担走太行”之说。那是父亲带起的一支穷人挑夫队伍。理所当然,这些人后来大都成了革命队伍的成员,其中不少人走出大山,成为军队和地方各条战线的骨干。

父亲生于乱世,苦于贫穷,身背重负,他一直在为改善家庭命运而苦斗,但贫穷就像黑幕一样笼罩着他,左冲右突都找不到出口。尽管如此,他对新生活的追求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新事物总是有着浓厚的兴趣,因此,当八路军、共产党来到家乡时,他便敏锐地捕捉到那一线曙光。

1937年11月15日,刘伯承、张浩、徐向前率领的129师司令部进驻左权西河头村。年底,一位姓鲁的指导员到了村里,宣传抗日、发动群众,父亲的身世和在群众中的影响被他看中,于是频频光顾,和他促膝长谈,常常通宵达旦。鲁同志讲八路军,讲共产党,讲团结抗日,讲翻身求解放,讲革命道理,浅显易懂,父亲被深深打动。他俩心心相印,不时碰撞出思想的火花。想起祖辈无休止的奋斗,无论如何都走不出贫困的牢笼,他从鲁同志身上看到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他知道那是受苦人的希望所在。他的革命热情被点燃,做鲁同志那样的人,参加党的组织成了他的坚定信念。入党后,他担任了村里第一任农会组长,继而任党支部书记、村长。1939年春,党组织派他到离村6里远的隘峪口编村任农会主席。3年中,他奔波在几个村庄之间,发动群众成立农会、妇救会、武委会、儿童团等组织,点燃了抗日的熊熊烈火。由于工作出色,1944年2月,党组织又调他到八路军129师后勤部所在地桐峪镇开设的太武商店当了采购员。当时,由于日本鬼子的封锁,加上八路军机关人员众多,根据地物资极度匮乏,父亲临危受命,他怀着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凭借一身武功,处变不惊,从容应对,过关涉卡,身背“倒衩(钱袋)”,手持一根牛筋短棍,穿梭于根据地和敌占区之间,从邯郸、邢台、石家庄等地采购回诸如纸张、棉花、油墨、火柴、布匹、粮食等军需和民生用品。日本鬼子投降后,家乡已是共产党的天下,父亲正式进入供销领域,到桐峪、麻田区联社任副经理,到芹泉区联社任经理,为当地搞活流通、恢复经济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解放后,他先后担任左权县供销社供销科长、副主任、县工业局副局长。

在供销社的5年间,他全身心投入,奔忙于城乡之间铺设供销网点,共建起基层社45个、购销站18个、购销点84个,做到了乡乡镇镇有社、村村片片有站、山庄窝铺有点,供销网络全覆盖,购有地、销有处,购销两旺,极大地活跃了山乡经济,丰富了人民生活。在工业局副局长任上,面对连个手工作坊都没有的现状,他扑下身子,定项目、找人才,寻场地、跑设备,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就建起了农修厂、陶瓷厂、砂锅厂、小五金厂等多个小厂,从犁耧锄耙筐到锅盆碗桶缸一应俱全,这些生产生活用品足不出县都能自造自足。在左权县的工业基础建设中,他又交上了一份合格的答卷。在左权电厂,他和工人师傅滚战在一起,不到半年时间,便将73.6千瓦的蒸汽发电机扩增到250千瓦,使供电面积由县级机关扩大到整个县城居民及周边区域。与此同时,工业用电也基本得到满足,又一次立了新功。他真正做到了党叫干啥就干啥,哪里需要哪安家,一路辛苦不觉苦,一路风尘一路歌。

1956年2月到1959年11月曾作为重点培养对象离岗到山西省委党校学习,后来,由于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在国民经济三年困难时期,鉴于恢复经济的需要,他下派到左权电厂当了党支部书记,不久,又重操旧业,回归老本行,到城关供销社担任党支部书记。10年间,他不顾年老体衰,跑太原,到上海,跑长治,到石家庄,采购回大批紧俏商品,把原先两个货架空空如也、门可罗雀的门市部搞得风生水起、门庭若市,经济效益成倍增长,为县城的市场繁荣贡献了一己之力。35年来,无论上还是下,无论进还是退,无论官大还是小,他都是兢兢业业、无怨无悔、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讲价钱,始终以党的事业为重,党把他放在哪里就在哪里发热发光,退休回村后还积极参加农业劳动,不挣工分,不取分文报酬,在村人中留下了极佳的口碑。临终前,他还深情地说,自己无愧于党,无愧于共产党员的称号,无愧于那白布条党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