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美科

昔阳县孔氏乡方台村西部崇山峻岭之中的人人门（地名，又称“人人马”），红崖耸立，巉岩嶙峋。在红崖下部岩面，存有多幅大小不等、画面迥异的岩画。这些岩画红白涂绘，造型诡异，古朴凝重。然而，由于长期自然侵蚀，画面多已斑驳影绰、若隐若现，有的则因岩石剥落而残缺不全，仅在崖面东西两侧有两幅画面完整、依稀可辨，弥足珍贵。这两幅岩画相距约20米，东侧一幅为“神人星象图”，西侧一幅为“10人行进图”。

“10人行进图”绘于崖面西侧，纵30厘米，横60厘米，涂绘着10人列队行进图案。图案整体以白色为底色，红色点缀，人们头戴圆顶折沿帽子、身着束腰短袍，列队前行。其中，9人列作一路纵队行进，1人出列队外同向前行。纵队头人手执红色条形旗帜，前行引领，其后4人大步随行，第6人牵马、第7人骑着高头大马、第8人高擎红色圆形花盖置于骑马者头顶、第9人肩负行囊重担紧紧跟随。整幅画面布局得当，人物比例协调，动感十足而又不失威武庄严。

“神人星象图”绘于崖面东侧，纵15厘米，横28厘米。岩画分左右两半，左半边涂绘着一位头顶太阳光芒的高大的神人站像，身着披风立于地面，上身左右两侧各绘有上下仰覆卷云图案，圆形头顶绘有放射线状图案；右半边绘有上下两层排列的4个方框，方框内涂绘点点白色，下层两个红色方框立于大地之上，上层两个无色方框伸入云雾之间，画面神圣威严，如梦如幻。其中，下层两个红色方框左右两边和下方三面绘有排列整齐的若干小圆圈，上层两个无色方框左右两边各绘有卷云图案。

岩画是镌刻或涂绘于岩石之上的画作，也是人类记录事件和表达思想情感的一种方式。人类刻绘岩画历史悠久。旧石器时代，法国西南部的洞穴就有大量刻绘岩画。著名的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穴彩色野牛岩画，被认为是15000年前人类的杰作。时至今日，一些原始部落人群仍在刻绘岩画。据估算，全世界业已发现先民遗存岩画数以千万计（有学者估算为5000万以上）。

我国是世界上发现与记录岩画较早的国家。岩画见诸史籍记载始于公元前3世纪的战国时期，距今已2300余年。成书于当时的《韩非子》卷十一“外诸说左上第三十二”篇记载：“赵主父令工施钩梯而缘播吾，刻疏人迹其上，广三尺，长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游于此’。”其中的“人迹”即脚印。据该记载，赵国的赵主父指使工匠架设钩梯，在今河北省平山县东南（战国时为播吾）的一座高山之上，凿刻了一个宽3尺、长5尺的大脚印，并刻字说明“主父常游于此”。该“大脚印”，就是古籍最早记载的岩画。动物蹄印和人类脚印是世界岩画的普遍题材，据研究与古人原始的生殖崇拜有关。我国古人对脚印的崇拜始见于《诗经·生民》：姜嫄向上帝祈祷，希望生个儿子。后踩了神的脚印而怀孕，生下周代的始祖后稷。

魏晋南北朝之后，岩画逐渐受到关注，有关岩画的记述多见于史籍，《水经注》《北史》《周书》等史籍多有记述。迄今，我国上百个县（旗）发现岩画，东起台湾海峡、西至昆仑山口，北自呼伦贝尔草原、南达港澳地区，涉及地域非常之广。其中，北方游牧民族聚居的阴山和贺兰山地区就发现了大量先民遗存的岩画。这些岩画，涉及动物人物、狩猎骑射、放牧畜养、日月星辰、天地神祗、穹庐帷帐、数码符号、手印脚印蹄印，以及各种民族文字等多种题材，分布广泛，数量众多，为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遗迹，刻绘年代上限距今约1万年，下限为近代。在阴山以北的乌兰察布草原及其以北地区，发现了40多个岩画点，各种图像1万余个，内容涉及动物、狩猎、放牧、舞蹈，以及蹄印、足印、人面像、小圆穴、日月星辰等。方台村岩画，似为曾经活跃于这一带的匈奴民族内迁时的遗存。

匈奴史称山戎、猃狁、荤粥等，西汉时始称匈奴，为诞生并成长于黄河河套地区贺兰山和阴山一带的游牧民族。秦汉之际，匈奴冒顿单于不断进行征战扩张，占据了东至辽东、西达西域、北抵贝加尔湖、南临长城的广阔地域。西汉末年至魏晋时期，因内部纷争和自然灾害等原因，大批匈奴部族南迁归汉，仅见于《汉书·匈奴传第六十四》和《晋书·列传第六十七》的相关记载，先后就有7个批次：汉宣帝地节二年（前68），“匈奴饥，人民畜产死十六七”。当年秋，西嗕部落南下归汉；汉宣帝元康二年（前64），鉴于匈奴混战，呼韩邪单于的左大将军乌历屈与其父呼遫里（官号）乌里温敦，率其数万人众南下归汉；汉宣帝甘露年间（前53-前50），呼韩邪单于率5000余部落南下归汉，汉王朝以并州北部地域安之，匈奴入居朔方诸郡，与汉人杂处；晋武帝泰始年间（265-274），塞外匈奴遭遇大水灾，塞泥与黑难等2万余部落南下归汉；晋武帝太康五年（284）、七年（286）和八年（287），匈奴部族3次南归，先后分别为太阿厚部29300人、都大博及萎莎等部10万余众、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部1.15万人及牛2.2万头、羊1.05万只等。

在此期间，南归匈奴计有19个部族，分为16个等级、4个姓氏。其19个部族，分别为屠格、鲜支、寇头、乌谭、赤勒、捍蛭、黑狼、赤沙、郁鞞、萎莎、秃童、勃蔑、羌渠、贺赖、钟跂、大楼、雍屈、真树和力羯。16个等级，分别为左贤王、右贤王、左弈蠡王、右弈蠡王、左於陆王、右於陆王、左渐尚王、右渐尚王、左朔方王、右朔方王、左独鹿王、右独鹿王、左显禄王、右显禄王、左安乐王和右安乐王。4个姓氏，分别是延氏、卜氏、兰氏、乔氏。

这些南归匈奴部族，其一部分就与汉人杂居于今晋中各地。东汉末年的汉献帝建安年间（196-220），魏武帝曹操把南归匈奴分为左、右、南、北和中5部，分居于今山西中部的5个地区：左部都尉统领1万落（户），居于太原兹氏县（今汾阳县）；右部都尉统领6000余落（户），居于祁县；南部都尉统领3000余落（户），居于蒲子县（今隰县）；北部都尉统领4000余落（户），居于新兴县（今忻州）；中部都尉统领6000余落（户），居于大陵县（今文水县）。晋武帝泰始初年，晋武帝先将南归的塞泥、黑难等匈奴部落集中安置在河西宜阳城下，后又分居于平阳（今临汾）、西河（今离石）、太原、新兴（今忻州）和乐平（今昔阳县一带）等郡国。西晋时，今晋中市辖大部县域分归太原、上党、西河和乐平等4个郡国领辖。其中，太原国领辖榆次、阳邑（今太谷）、祁县、京陵（今平遥东）、中都（今平遥西南）和邬（今介休东北）；上党郡领辖武乡（今榆社北）；西河国领辖介休（含今灵石县）；乐平郡领辖沾（今昔阳县西北部及和顺县一带）、寿阳、轑阳（今左权县）和乐平（今昔阳县中东部）。

依此，西晋时今晋中各地均分居有南归匈奴分支。其中，分居于太行山中脊西麓崇山之中的匈奴部族，在太行山岩石之上刻画其生产生活场景、涂绘所思所想，留下了具有特定风貌的文化遗存。左权县拐儿镇东的小窑上村与阪上村之间的五指山，俗称“手踪崖”，海拔1709米，笔直千仞，山崖岩面有一个人的左手掌印。该掌印五指分明，比例适度，掌纹毕现。据《太平寰宇记·卷之四十四》转引《郡国志》记载：“北齐文宣王遣人量之，长七尺。”据此，北齐文宣帝高洋在位时（550-559），曾派人测量该掌印，测得掌印长7尺。此外，成书于北魏孝明帝正光三年（522）的《十六国春秋》对此已有记述，因此该手印石刻的年代下限当在北魏孝明帝正光三年《十六国春秋》成书之前，似为南迁此地的匈奴分支所刻。

地处太行山西麓昔阳县东境的方台村一带，群峰耸立，林草茂盛，狩猎放牧条件优越，晋武帝泰始年间（265-274）南迁乐平（昔阳）的塞泥、黑难等部落分支似来到这一带，于方台村西境涂绘了今天见到的岩画。

方台村“10人行进图”岩画的人物服饰具有明显的北方游牧民族特色。长期活跃于北方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主要从事狩猎放牧，适应高寒环境下的生产生活，其服饰与中原民族多有区别。春秋时，中原民族开始形成自己宽松肥大袍服的传统服饰特色——宽松的上衣外袍、肥大的裙子、浅口足履，以及各式冠带。这种服饰传统流传了千年，即使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服饰改革，也只是废除了中原民族下身穿着的长裙和套裤（没有裤裆的套腿裤子，只有两条裤腿）。而北方游牧民族的服饰为上衣下裳，上衣为左衽短袍，宽带束腰，下裳是连裆裤子，穿靴戴帽。服饰以动物皮毛制作，细窄贴身，多为皮衣皮帽或毡帽。方台村“10人行进图”岩画的人物服饰为上衣下裳、穿靴戴帽，有明显的北方游牧民族特色，似为南迁匈奴分支列队进抵这一带的实景画面。

方台村“神人星象图”岩画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创造的贺兰山桌子山、贺兰口岩画一脉相承。贺兰山是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北部的天然屏障，隔山与内蒙古自治区西部为邻。古代，这一带水草丰茂、山高林密，先后为匈奴、鲜卑、突厥、蒙古等游牧民族的家园。这里留存有诸多古代文化遗迹，岩画即是其中之一。内蒙古乌海市桌子山，地处贺兰山北部余脉褶皱地带，发现了众多人面像岩刻，仅召烧沟一处就发现了300个以人面像为主体的岩刻。桌子山岩刻人面像的头顶或头两边，经常出现放射线状图案，为古代神人同形的基本特征。方台村岩画“神人星象图”之“神人”，高大魁梧，顶天立地，上身耸立云间，头脑伸出云端、放射金光，与桌子山人面像一脉相承。

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的贺兰口岩画更加多姿多彩。贺兰口是贺兰山的一个海拔1448米的峡谷口，在该峡谷两面的岩石之上发现了多种多样的人面像岩画，有圆形、椭圆形、方形、心形等。其中的圆形和方形人面像岩画，被认为是游牧民族先人对于天圆地方之说的形象表述，圆形的人面像代表天神，方形的人面像象征地母。桌子山召烧沟岩画，还有一个长方形框，框内绘了4个光芒四射的太阳，体现了古人对太阳的崇拜（也被认为是一个方形人面像，4个太阳也可理解为人的4只眼睛）。这样的方形岩画在贺兰山多有发现。

此外，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阴山岩画还出现了密密麻麻的各种动物蹄印和小圆穴。这些蹄印和小圆穴，被认为是游牧民族先人对于女性生殖的崇拜，期盼多子多福。贺兰山桌子山人面像岩画有些四周也刻绘着许多孔穴、圆圈和线条，贺兰口人面像岩画周围也有许多星星点点，与乌兰察布阴山岩画之中的蹄印、小圆穴非常相似。也有学者认为，这些蹄印、小圆穴及星星点点，与日月星辰天象有关，体现了古代游牧民族先人对于大自然的崇拜。

方台村神人星象图岩画右半边涂绘的4个方框，与如上贺兰山、阴山岩画一脉相承，应是4个不同形象的方形人面像，或为4幅记录日月星辰天象的星象图。其中，下部2个红色方框为白昼红日照耀之下的星象图，上部2个无色方框为夜晚星空图，下部2个方框3面涂绘的圆圈体现了对于女性或自然的崇拜。

如此，该神人星象图即有两种理解：一是天地和合，左半边是一尊天神像，右半边是4个不同形状的地母像，天地同框，寓意天地和合相生；二是天人合一，左半边为头放金光的神人，右半边为昼夜星象组图，神人同形，天人合一，体现了古人对于自然和谐、风调雨顺的期盼。

综上，西晋晋武帝泰始年间，南迁匈奴分支到达方台村一带。之后，他们在人人门红崖岩面记录迁徙历程、表达思想观点，涂绘了方台村人人门岩画。

本文原载山西人民出版社2022年出版的《方台村志》